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这个晚清财政高官被写进《资本论》,却没能置业北京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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这个晚清财政高官被写进《资本论》,却没能置业北京

这个晚清财政高官被写进《资本论》,却没能置业北京

在宣武门外大街一座(yīzuò)院落门口的木板上(shàng),写(xiě)有“王茂荫故居”字样,而院门旁边标牌上的字样为“西城区一般不可移动文物——歙县会馆”。

王茂荫是安徽歙县人,尽管他在清代咸丰年间官至户部右侍郎,却(què)一直没有购置房产,长期居住在歙县会馆。这位清朝货币理论家、财政(cáizhèng)学家以清正廉洁、直言敢谏著称,他曾向(xiàng)咸丰皇帝提出货币改革建议,虽然未被(bèi)采纳,却被马克思(mǎkèsī)写入了《资本论》第一卷,从而使他成为唯一被《资本论》提及的中国人。

乡谊为重,会馆即是旅京(lǚjīng)之家

位于宣武门外大街107号的歙县(shèxiàn)会馆坐西朝东(xīcháodōng),目前前院经营茶、酒(jiǔ)和咖啡,后院包括西正房、过厅、南厢房和北厢房,正房面阔五间,南北厢房、过厅各三间(sānjiān)。修葺一新的房舍间,一棵高大粗壮的椿树显出几许沧桑。

正房门前竖立一块展板,上(shàng)面是王茂荫的(de)画像以及他早年(zǎonián)经历、仕途发展、晚年生活、主要贡献的简单文字介绍。室内摆放若干小巧(xiǎoqiǎo)的桌椅,书案上放着笔墨纸砚,还有几个卷轴。墙壁上的两块展板,文字与图片相结合,内容分为四个章节,即王茂荫生平(shēngpíng)、王茂荫的货币论、王茂荫的货币改革尝试、歙县会馆。

现在的(de)歙县会馆,早已(zǎoyǐ)不是王茂荫居住时的规模。据说,腾退和修缮后的歙县会馆只是原来的一部分。

歙县(shèxiàn)会馆始建于明嘉靖(yúmíngjiājìng)三十九年(nián)(1560年),由安徽徽州(huīzhōu)36位茶、漆等商人倡议筹建。当时的(de)徽州一府六县,歙县为其中之一,并且是徽州府治所在地。“来者实有依归,无论崇卑,咸得解装于斯,而从容别定馆舍,此徽歙建置会馆之由也”。就是说,他们筹建的会馆是徽州旅京人士、尤其(yóuqí)是歙县旅京人士的一个落脚点。当然,在这里落脚的主要是商人。

清朝初年,歙县(shèxiàn)会馆由商馆转变为士馆、仕宦行馆,成为徽州举子进京应试和宦海中人在京候职的(de)临时寓所。据《歙事闲谭》记载,清代的歙县出了5个(gè)状元、2个榜眼(bǎngyǎn)、1个武榜眼、8个探花(tànhuā)、296个进士。另外,还出了4个大学士、7个尚书、21个侍郎。他们在京应试或求职期间,都曾居住于歙县会馆,并得到歙县会馆的扶助。

随着(suízhe)徽州旅京人员的(de)增多,会馆(huìguǎn)渐渐不堪重负。乾隆五年(1740年),寓居(yùjū)扬州的徽州盐商黄氏家族出资,使歙县会馆得以扩建。乾隆二十三年(1758年),时任内阁中书(从七品)的歙县人吴宽致信扬州盐商徐士业,向这位财大气粗的歙县同乡求助。在得到资金支持后,对(duì)歙县会馆再度扩建。到了嘉庆(jiāqìng)初年,会馆虽有一定规模(guīmó),但“岁久渐(suìjiǔjiàn)倾圮”。嘉庆六年(1801年)盛夏,一场暴雨使会馆严重损毁(sǔnhuǐ)。嘉庆九年(1804年),歙县籍两淮盐业总商鲍志道捐巨资(jùzī),加上在京歙县籍官员、商人的捐资,历时三年,对歙县会馆进行了空前规模的大修。此次大修,不仅使会馆焕然一新,也使其一改颓势,重新成为社会名流聚集的场所。

除了王茂荫,朝廷大员曾国藩、李鸿章、祁寯藻等都人也曾是歙县(shèxiàn)(shèxiàn)会馆的常客。如果往前追溯,在(zài)歙县会馆居住过的名人还有被梁启超称作“前清学者第一人”的戴震、乾隆年间的户部尚书曹文埴等。到了近代,教育家陶行知、画家黄宾虹(huángbīnhóng)等,也曾是歙县会馆的座上宾。从思想巨擘到艺术大师,从清官廉吏到教育先驱(xiānqū),深厚的文化(wénhuà)积淀使歙县会馆成为徽州文化的一个缩影。

两袖清风,为安社稷(shèjì)直言敢谏

清道光十二年(1832年),王茂荫考中进士。不久,被授予户部主事,升任员外郎。次年,他(tā)从安徽歙县到京(jīng)城任职。此后,他先后担任御史、户部右侍郎、左副(fù)都御史、工部侍郎、吏部右侍郎等职,历经道光、咸丰、同治三朝,在(zài)京为官30年,始终不携带家眷(jiājuàn),不购置房产,独自一人居住在歙县会馆。

清 咸丰皇帝褒奖王茂荫父母诏书(zhàoshū) 安徽中国徽文化博物馆藏

在担任御史期间,王茂荫(wángmàoyīn)对当时(dāngshí)的用人(yòngrén)取人标准提出严厉批评。比如,强烈反对以(yǐ)字体工拙取士。他认为,过于注重小楷,以至于“合天下之聪明才俊尽日握管濡毫”,根本不能“济实用”。就是说,用人取士不能只看表面功夫。他主张改革(gǎigé)科举考试,“勿论字体工拙,笔画(bǐhuà)偶疏,专取学识过人之卷”。乡试会试以实务为主,殿试朝考重视经学文意,将真才实学作为选拔人才的最高标准。王茂荫的人才观,在一定(yídìng)程度上引发了当时用人制度的反思和改进。

咸丰(xiánfēng)八年(bānián)(1858年),王茂荫上奏咸丰皇帝,建议将《海国图志》五十卷本(běn)刊刻重印,以使朝廷官员及国民“知夷难御而非竟无法之可御”。他认为,应该知己知彼,坚定信心,共谋抵御外敌大计。对魏源(wèiyuán)在《海国图志》中提出(tíchū)的“师夷长技以制夷”的主张,他极力推崇。由此可见,王茂荫不仅心存报国之志,而且具有远见卓识。

当然,王茂荫的远见卓识主要体现在(zài)他的货币改革方案和货币理论上(shàng),学术界将其评价为“我国封建社会货币理论的最高成就”。那是咸丰三年(1853年),王茂荫担任户部右侍郎(yòushìláng),兼管钱法堂(qiánfǎtáng)事务。为了应对清廷所面临的财政危机,他上奏咸丰皇帝,反对铸造成百上千的大额钱币,认为“官能定钱之值,而(ér)不能限物之值”,铸造大钱势必导致(dǎozhì)物价上涨。他主张在可控范围内,发行新的纸币。

次年,王茂荫针对银票、宝钞和铸大钱所造成的(de)货币剧烈贬值及社会动荡,向咸丰皇帝上奏《再议钞法折》。主要(zhǔyào)内容包括(bāokuò)四项建议:一是允许钱钞兑换现钱,二是允许银票兑换现银,三是允许各商店用钞换银,四是允许典(当)铺款项出入顺带用钞币。前两项涉及持钞人与国家之间的关系,后两项涉及商人(shāngrén)(shāngrén)与商人、商人与顾客的交易中(zhōng)扩大钞币使用。在这个货币改革方案中,前两项是重点(zhòngdiǎn)。而王茂荫之所以重视商人的作用,一是商人在当时的经济生活中扮演着(bànyǎnzhe)重要角色,二是他出身于商人家庭,对商人有着深刻的了解。

然而,咸丰皇帝对王茂荫的《再议钞法折》大为不满,认为他所言“贵民而(guìmínér)贱官”,不以国家政事为重。户部军机大臣的审议结论中,也指责王茂荫“所论专利商贾而不便于(biànyú)国,殊属不知大体”。于是,咸丰皇帝下令查办,并(bìng)将王茂荫调离户部,货币改革搁浅(gēqiǎn)。

改革搁浅,却(què)被写入《资本论》

同治(tóngzhì)四年(1865年),王茂荫(wángmàoyīn)回安徽歙县为继母守孝。当时,他家老宅破败,人丁寥落。不久,他在家中病逝,享年67岁。

王茂荫去世两年后,马克思的《资本论》第一卷(dìyījuàn)问世。《资本论》第一卷第一篇第三章,论述的是(shì)货币和商品流通。这一章有个附注83:“清朝户部(hùbù)右侍郎Man-mao-in向(xiàng)天子上了一个奏折,主张将官票、宝钞改为可兑现的钞票。在1854年4月的大臣审议报告(bàogào)中,他受到严厉申斥。他是否因此受到笞刑,不得而知。审议报告最后说:‘臣等详阅所奏……所论专利商而不利于(bùlìyú)国。’”

1927年,在法国留学的侯外庐翻译德文版《资本论》时,对附注83中的“Man-mao-in”感到棘手。回国后(hòu),他(tā)与合作者王思华(sīhuá)一起去请教中国财政(cáizhèng)史研究专家崔敬伯。崔敬伯在查阅《清史稿》列传后告诉他们,“Man-mao-in”是清朝咸丰年间的户部右侍郎王茂荫(wángmàoyīn)。为了进一步证实这一判断,侯外庐又阅读了《王侍郎奏议》,仔细研究了王侍郎的经济(jīngjì)思想,最终认定(rèndìng)“Man-mao-in”确为王茂荫。

《资本论》早期(zǎoqī)翻译者王亚南,也曾(céng)为“Man-mao-in”一筹莫展。他向历史学家吴晗求助,吴晗告诉他,这个“Man-mao-in”就是清朝咸丰(xiánfēng)年间的户部右侍郎王茂荫。

1936年,郭沫若(guōmòruò)在日本留学期间发表文章,说《资本论》附注83中的“Man-mao-in”为王茂荫。依据是:一、《东华续录》的记载(jìzǎi)。二、他(tā)托人去徽州,向王茂荫家族后人调查后的结论(jiélùn)。郭沫若将他的考证文章发表后,引起学术界广泛关注,并掀起了(le)一股研究王茂荫的热潮。

马克思(mǎkèsī)之所以关注王茂荫的经济观点(guāndiǎn),并将其作为(zuòwéi)论据,是因为王茂荫强调对纸币的总量控制,就是有“定数”,不能泛滥。更重要的是,王茂荫主张朝廷确保纸币随时足额兑换白银。就是说,纸币必须是有信用的。王茂荫的这种经济思想与马克思的货币和(hé)商品流通理论(lǐlùn),可谓不谋而合。但他却因此受到(shòudào)咸丰皇帝和众大臣的严厉指责,并被免去了户部右侍郎的职务。

那么,在当时交通和通讯都很落后的情况下,远在德国的马克思是如何得知此事(shì)的呢?清朝咸丰年间,北京驻有东正教使团,他们定期向国外报告清国情况。王茂荫试图进(jìn)行货币改革,并(bìng)因此惹怒咸丰皇帝的事,被人打探到以后(yǐhòu),写进了报告。消息不胫而走(bùjìngérzǒu),很快传到了欧洲(ōuzhōu),传到了德国,并被马克思获悉。于是,王茂荫就被写进了《资本论》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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来源:北京晚报(běijīngwǎnbào)五色土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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